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董必武旧居里，陈列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两张毛边纸写的记账单。上面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记录着1945年他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每一笔收入和支出。省下来的置装费、生活费、交际费，他全部用来给国内买印刷机、打字机，自己连一条毛巾都没舍得买。

董必武一生写过很多字，但写得最多的，是那八个字：“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八个字，也成了许多参加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学习的干部们反复琢磨的一句话。

俭不是小气，是清醒

西柏坡时期条件艰苦，董必武和战士们住在一个院子里。房东阎志林家有一棵大柿子树，秋天风一吹，熟透的柿子往下掉。董必武专门嘱咐战士们：不许捡老乡的柿子吃，掉在地上的，捡起来放筐里，还给房东。房东过意不去，送来一大筐柿子，董必武推辞不掉，就和夫人何莲芝商量，拿了些小孩的衣服和棉被送给房东作为回礼。

这不是客套，是骨子里的分寸感。公家的便宜不能占，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拿——这种分寸感，在西柏坡培训的课堂上被反复讲起，因为它比任何大道理都实在。

俭不是表演，是习惯

董必武有个“万宝囊”——一个厚帆布做的马褡子。长征时背着它，里面装的不只是书和补丁衣服，还有捡来的破布、棕片，和一个针线包。战斗间隙，他用这些东西补衣修鞋，把省下来的草鞋给别人穿。这个“万宝囊”从长征背到延安，又从延安背进北京。同志们笑称这是“万宝囊”，董必武坦然接受。

他写字从来不用公家的纸。练书法用旧报纸，一张纸写得密密麻麻才舍得换。写诗的草稿，用的是旧信封、旧日历、过时的请柬。毛笔笔头掉了，自己用胶粘上继续用。身边人劝他扔了换新的，他说：“一支笔不值多少钱。可我们是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点，加到一起就不是小数字。”

俭不是吃苦，是底线

董必武给身边工作人员定过“约法三章”：一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二不许假借他的名义搞特殊化，三不许接受礼物。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开会，当地老百姓织的布好，政府和群众送了几匹给警卫员和秘书。董必武知道后，严厉批评，让他们把布全部送回去，并且告诫：今后外出工作，不论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更让人震动的是“六角钱”的故事。在重庆红岩村负责财务时，董必武审核票据，误批了六角钱的私人车票。发现后，他不仅把票据取出来，还给党中央写了书面检讨信。他说：“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铺张浪费的权力。”

六角钱，放在今天微不足道。但在董必武眼里，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纪律的问题，是对革命经费的态度问题。

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当年中共中央在这里定下的许多规矩，靠的不是条文本身，而是像董必武这样的人，一笔一笔地记账，一个柿子一个柿子地还，六角钱六角钱地较真。西柏坡培训讲的从来不只是历史，更是今天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今天走进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的干部，带走的不该只是几张照片。董必武那八个字——“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说到底讲的是一件事：一个人能不能管住自己。管住了，再小的岗位也能立得住;管不住，再高的位置也坐不稳。这也是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最想传递给每一位学员的东西。说到底，西柏坡培训最朴素、也最硬核的一课，就在这里。